[紀錄片] 解讀「感動」

郭力昕的文章「當紀錄片成為新的教堂」，文章對「生命」的批評其實分為兩個，第一個是首段說的「我認為『生命』是一部存有許多問題與爭議的紀錄作品」，就這一點來說，我不否認如果好好討論的話，可以激盪出許多不同意見，讓探討紀錄片的角度增加。

不過就像郭所說，「生命」需要被好好討論，免得只有過分簡單的感動論述，同樣的，我認為，郭文對紀錄片的看法一樣要好好討論，否則也只是加深了對紀錄片的刻板印象與偏見。

雖然郭的文章標題下得很有氣勢，郭文的第二個批評：「紀錄片不是贖罪券」，其實沒有像批評「生命」本身那樣，有經過仔細鋪陳，只是簡短地出現在後三段，可能因為匆忙，而沒有好好地推敲。

郭最後問的是為什麼「感動論述」如此盛行？這是個好提問，但我不知道他真正要質疑的是什麼，尤其是他提出的說法，與其說是論證，不如說是還有待證明的假設。

郭把這次「生命」放映引發的「感動論述」和五年前九二一大地震後的「愛心論述」相提並論，由此來引出他的批判，不過一開始的假設就有待證明，由此假設引發的批判更是越偏越遠。

郭文把五年前的「愛心論述」，視為「全國的眾多倖存者，在集體的罪惡感之中紛紛捐款賑災」，這個推論真的是很有問題，我看來看去，都覺得這個論點還有待證明，大家真的是因為罪惡感而捐款嗎？

這個讓我存疑的論點，郭卻拿來當成確切的說法，於是五年後「生命」放映時的感動論述，也只能是呼應五年前倖存者的罪惡感，紀錄片在郭眼中也變成是進教堂膜拜好拿取的贖罪券。

不過，去過「生命」放映現場或是觀察網路上諸多的觀後感，老實說，實在找不出有幾個人在「爭相呼喊『我們能做些什麼』」，也沒有幾個人說要捐款賑災，我狐疑郭到底是從哪裡得出，觀眾是為了洗滌罪惡才去看「生命」？

好像只有李幼新說過他有罪惡感（見此篇），不過李幼新的罪惡感也不是來自於倖存者的心態，而是來自於未能赴災區親身實踐的知識份子負疚感。這個自認有罪惡感的知識份子反而很抗拒去看「生命」，一點都不像郭所預期的，趕著去拿贖罪券來洗滌罪惡。

相反地，大部分觀眾的反應正是郭期許紀錄片應該扮演的角色之一：在「人性與情緒之複雜性上，讓人們獲得深刻一層的認識」，我想「生命」有做到郭說的這一點，所以實在看不出來他在質疑什麼？

郭以為大家去看「生命」是為了減輕罪惡感，因此把觀眾看完後的感動誤認為「消費性的感動」，搞清楚郭這個錯置之後，本文對他的評論也就可以結束了。

郭雖然呼籲大家不要那麼快產生一致、齊一化的觀影反應，看來他自己免不了也犯了這個「齊一化」的毛病。

我認為，有問題的不是「感動」，問題出在於「解讀」，郭想質疑的應該是這一點才對。

比如，有政治人物看完「生命」後，解讀成災民都重生了、政府有做出成績，這個解讀當然是很粗暴，一點都沒有反省政府該負的責任，實在應該大力譴責。

不過，郭其實還是問對了問題，那就是「為什麼『生命』能夠引發這麼大的感動風潮，在社會文化層面上的含意是什麼」？

我想，要好好地正視觀眾看完「生命」後引發的感動，掌握這「感動」在觀影者心中的真正樣貌，我們才能回答這個問題。

如果把人們心中的感動草率誤讀成「消費性的感動」，那才是妨礙了我們在社會文化層面上對這「感動」的探討。